中國習慣制定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目標，而且用GDP增速為標的。 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制定下一年的GDP增長目標，每次“十二五”規(guī)劃制定后五年的增長目標。有時政府還會制定更長遠的增長目標，如GDP十年翻番等。每次目標明確后，中央部委，各級地方政府，研究機構，市場人士奔走相告，傳達、理解、貫徹這一目標。

　　誠然，增長目標的確立表明政府對經濟建設的高度重視?！蔽母铩敝筇岢龅摹皩崿F四個現代化，經濟規(guī)模至世紀末翻兩番”的目標表明中國將工作重心從意識形態(tài)轉為經濟建設，確實鼓舞人心。中國制定長期增長目標讓民眾看到未來的國力和自身可能出現的生活水平的變化本無可厚非。盡管GDP增長指標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是相比計劃經濟時代采用的社會生產總值還是有進步的。

　　但是，制定GDP增長目標，尤其是短期目標，如果不顧之后發(fā)生的國內外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而且不惜一切代價地去實現之，則可能有諸害而無一利。害處一，誤導政策。人非神仙，原先制定的增長目標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由于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始料未及的變化或當時的目標本身欠妥而無法實現，正確的做法是考慮是否需要調整目標，并且分析和應對達不到目標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如失業(yè)、通脹等。如果此時依然硬著頭皮，采取“有條件要上，沒條件提供政策刺激也要上，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的策略，那么很有可能導致政策失誤。而且這種失誤具有極大的后遺癥，包括產能過剩，政府顯性和隱性債臺高筑，看得見的金融風險和不易看見的經濟實體道德風險的增大。害處二，不利改變增長模式。中央層面經濟增長目標的制定并加以嚴格落實的意圖，往往被地方政府解讀為本地區(qū)亦需要不惜代價保增長，此為上行下效，而且只可能將目標進一步提高，不可能降低。例如，在“十二五”規(guī)劃頒布后，“五年后再造一個xx省（市、縣）”成了許多地方官員的口頭禪。地方對增長目標的盲目追求往往是通過舊的增長模式來實現的。 有些根本沒有意識和智慧轉變增長模式的地方官員便力圖通過信貸和融資平臺的擴張發(fā)展投資，甚至鼓勵和保護當地企業(yè)低效擴張，通過抬高地價促使房價上漲來維持地產投資。他們不認為即使增速下降了但結構改善了是政績。害處三，與中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方向不符。制定一成不變的增長目標是計劃經濟的產物。盡管我國近年有一定的所謂國進民退現象，但中國的市場經濟占比已經不再適合計劃經濟管理模式。中國政府也在不斷爭取使中國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國際承認。在全球范圍內似乎很難找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每年制定一個GDP增長目標而且堅定不移地加以實現。害處四，不利于環(huán)境保護，此處省去5000字。

　　縱觀全球，有國家制定短期的經濟目標（如通貨膨脹率），有國家制定較長期的目標（如失業(yè)率），但沒有國家年復一年地制定GDP增長目標。它們的政府或者央行只是預測短期GDP增速，但是根據年中經濟形勢的變化經常修正預測值，而不是不顧一切用刺激政策使增速達到之前的預測水平。中國難道真有能力準確地制定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短期增長目標嗎？我想很多國家不能做到這么完美，經管它們可能數據比中國全，經濟結構比中國穩(wěn)定，研究能力不比中國差。這就是為什么它們必須經常調整原先的增長預測來反映新的經濟條件。難以理解中國對短期預測（目標）的正確性的高度自信。

　　有人通常以GDP與就業(yè)的關系以及就業(yè)數據的匱乏來理解GDP增長目標的重要性。這不僅純屬緣木求魚，也不利于增強完善就業(yè)數據的迫切感。坦率地說，中國當前就業(yè)數據的質量、快速的經濟結構變化、人口結構變化，勞動力二元化現象使得嚴肅的研究者難以建立GDP與就業(yè)的關系來為經濟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但是至少要承認這一點，而避免用不夠嚴謹的分析妄下結論，那樣容易誤導政策。

　　如不以GDP為目標，以何為目標？我認為中國在未來數年應當以實現經濟再平衡為目標，其中一個重要的量化標的是投資占GDP比重。每每提及此，有人會反對，理由是中國數據不可靠。但我不禁疑惑，既然數據不可靠，為何每年樂此不疲地設立GDP增長目標。我相信盡管數據不很精準，但中國投資占比過高這一結論還是比較靠譜的。我最近的分析顯示，中國當前的投資/GDP比率不僅高于高儲蓄率和投資率國家的歷史高點，也高于中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比較，這一比率橫豎過高。其向下調整是必然的，且伴隨經濟增速下降。 區(qū)別在于可以選擇通過政策轉變實現主動的、有序的、可控的調整，也可以維持政策不變最終導致經濟被動的、無序的、失控的調整。我相信，將經濟再平衡作為目標是選擇前者。